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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孟枫教授是BMC Medicine的编委会成员。他一边开展实验，一边教学，并负责中山大学医学教育发展的全面督导。在此，他不仅告诉我们关于培训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还谈了谈他对 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看法。
请你和我们分享下你培训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都包含些什么？目标又如何？
培养我所在院系、甚至别的院系的青年科研人员从一名初级研究者到高级研究员通常需要做以下几件事情：首先，我与他们一同分析和讨论他们的研究，并和已发表在文献里的实验现状对比。其次，我为他们提供一些写作的机会，让他们在我的文章中尝试着去写。最后，在我参与编辑的一些期刊中，我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资质去做同行评审。
那么，你有没有收到相关学生对此的反馈？
我的实验室和与我有合作关系的实验室里共有50名学生。我指导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做研究，但是我并没有为获得反馈而设一个专门的项目。时不时有学生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做同行评审，以及拿着自己的实验去和已发表的实验做对比和辩证讨论。
他们也多次表示有意愿参加培训课程，像由期刊出版社提供的作者培训，包括那些经常发表或审稿的非常有经验的科学家的讲座。这些都让同学们学习更多技能，比如，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和期刊编辑能力，更加懂得同行评审流程，以及提高他们辩证阅读的能力。
在你看来，要想完成高质量的研究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同样，要想发表在优质期刊里，又需要做哪些呢？
首先我认为，研究的科学性或临床意义以及提出问题的新意是重中之重。所以，所有的科研人员，无论是初级还是高级，都需要学会选择一个最优问题去研究。
其次，毋庸置疑，教育问题。我们是否在实验室里被训练完成良好的实验设计和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实验，包括实验技能等等。
最后，当你有了研究问题，也设计了研究并进行了实验，收集了数据直到写作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当你写这个论文的时候一定要主旨明确。
在写一篇论文的时候一定要选取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一组数据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写。你需要去分析你的“卖点”在哪，这毫无疑问需要丰富的经验。同时，我认为对所投期刊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你看来，当你去决定投某本期刊时，哪些方面可以反映出该刊的质量？
中山大学副校长：黎孟枫教授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普遍的方式是，对指定研究的最合适期刊是什么？通常，于我而言，一本好期刊具备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期刊声誉，特别是在特定领域的科学家圈子中。当我还是个博士后时，我就会定向找一些期刊，在这些期刊中发表文章的作者同时也经常在其他顶级期刊中发表文章。
其次，我会很仔细的阅读选定期刊并对该刊出版的文章质量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最后，就是你怎样也回避不了的影响因子啦。但是我想强调下影响因子绝对不是第一重要，当然也不是我们决定选择哪本期刊发表文章的唯一衡量标准。
对我来说，在选择一本期刊前，我会去思考我的论文读者群是谁。例如我的一些稿件我希望生物科学领域的人去阅读，还有一些希望医学或临床研究的人去读，那么知道读者群就会帮助我们选取合适期刊。
同行评审是确保期刊出版合理研究的重要步骤。你觉得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参与到同行评审中有多重要，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人能不经过同行评审而一跃成为有经验的成功学者。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这是在他们成为资深科学家之路上必须习得的经验。
同行评审告诉年轻科研人员什么是好论文以及去识别什么让一篇论文成为优质文章。
同行评审也使年轻科学家对普遍和非普遍的论文瑕疵变得敏感。因为当他们审查别人的稿件时，如果实验或者写作里出现问题，那么当他们自己写论文的时候这些错误就会得以避免。
另外一个同行评审对年轻科学家有重要意义的点是，这是一个锻炼写作的好机会。因为你不得不去仔细检视别人的工作并给出意见。这也让年轻科学家理解编辑修改流程。
最后，你既有中国的工作背景，也有美国的工作经历。就两国的科研文化而言，在你眼里有什么区别？例如，美国的研究员能从中国的研究员这里学到些什么么？反之，亦然。
两国的研究文化差异还是蛮大的。
首先，我觉得中国研究员可以从美国研究员那里学习到的是对科学和研究目标的激情。你可以在美国研究员身上看到他们追求科研事业的热情流露，而且好奇心驱使着更多美国年轻人从事科研工作，这一数字在中国相对较少。
两国的科研文化差异也与教育系统不同有关。我觉得在中国更多人在迈入学术界之前并没有机会去思考，或者做其他尝试。对于中国的研究员来说，这点需要额外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科研人员需要注重学习怎样选择重要问题去研究，去投入宝贵的时间、精力和智力。你可以看到美国就比较侧重这方面的训练，相比，中国则更强调快速收集数据并大量发表文章。
另外，对于中国科研人员来说，积极并拓宽阅读范围也很有必要。这是我通过观察中国年轻科研工作者圈子发现的问题。
有一件事情可以从中国年轻学者中学习，就是即便在不同的实验室、机构，他们都积极沟通、互动。通过这些沟通，他们建立了科研方法和技术的互通有无渠道。
当我在美国匹兹堡肿瘤研究所读博士后时，我们和其他实验室交流的并不多，但是在中国这就比较普遍。年轻科研人员需要互通有无，在技术和科学上互相帮助，这样可以相互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