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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瘟疫可能会卷土重来，然而它总是在人们浑然不觉的时候来个当头棒喝！
西非的埃博拉已经日益淡出人们的视线，媒体都在紧紧盯着“2016寨卡年”。就好比中国的农历，每一年都有本命，但是我们却很难从500个其他节肢动物的虫媒传播病毒去预言出哪一种就会上2017年的头条。
如果我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标本解剖者，我可能会嫉妒现代的”viral hunters”（疾病生物学家、生态学家）。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发现这些病毒仅仅是一半，周遭世界的健康和新型疾病并不像实验室研究那样。
伊蚊：一个致病的病毒载体
像埃博拉和其他大部分新型疾病，寨卡病毒也是由动物传播的。在1947年的维多利亚湖畔，一只受病的猕猴被检测寨卡病毒感染。然而，我们却忘记了曾经对寨卡病毒的忽视，不知道他的致命传播体——伊蚊虫，这实属非常遗憾。
1950年，这个臭名昭著的节肢动物在寨卡病毒之前开始渐渐蔓延到亚洲、拉美日益发展的大都市，这些地方的虫媒传播引发登革热、黄热和基孔肯雅热疾病。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年约有400万例登革热感染。
但是乌烟瘴气的寨卡却有别于大多数传染病。自2007年渐渐爆发在太平洋岛屿，寨卡病毒感染的症状是比较和缓的发热，也有无症状的情况。在大部分热带雨林地区，受制于诊断能力和医疗条件，这类病不容易被诊断出来，也不被记录。在当地的一些社区，经常被重复着一个错误的口号，“发热即疟疾”。
但是，随着南美洲小头症的增加，寨卡病毒似乎变成了一个不可控的野兽。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付诸行动。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一切。危机事件，政策，媒体，不确定，恐慌，市民反应，科学和生物学与社会和政治混杂在一起。
一系列挑战
夏季奥运会在即，军队已经武装好熏蒸消毒器，杀幼虫剂和信息册子行进在里约热内卢街头。一场与蚊子的斗争开始了。萨尔瓦多的卫生部长强烈建议这个天主教深植的国家里妇女们不要在未来两年怀孕，这遭到了妇女权益会的抨击。
我们对于寨卡病毒的局限认识，这个敌人是怎样渐渐发展开来的我们都无从所知，这很让人绝望。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刚报告德州通过性交感染寨卡病毒。它与厄尔尼诺年有关。
疫苗的研发至少需要10年，如果这样，病毒的控制越发艰难。伊蚊是具有“反弹力“的。将恐惧变本加厉，阴谋论者开始叫嚣，寨卡病毒危机与生物技术实验“误入歧途”有关。对转基因的恐惧也有了新的靶子。
毋庸置疑，寨卡病毒会带来一系列全球挑战，无计划的城市化，贫穷，女权主义，对有先天性缺陷新生儿的社会服务，气候变化和行政区划功能失调。
一项健康措施
尽管这次不同，但类似危机我们已经历过许多次。HIV/AIDS，埃博拉，禽流感，疯牛病，西尼罗河病毒，莱姆病等等，这个清单还在继续，只是上面的名字有所不同。
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需要用新方法去对待循环往复的瘟疫，并防范于未然。然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不可避免的”就等于“不确定”和“复杂”。
这是埃博拉的延续，从中我们看出世界范围内要加强监管，响应和做好准备从而更好的处理新型疾病。我们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整合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健康。
权利和政治
当社会学家讨论政治和社会波动时，我们不必讨论其他文化实践。权利和政策在全球监管和应对中互相编织。在公共健康圈内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经常冠以“应用科学”之名。
想要行之有效的处理新型疾病就需要科学和干预架构，这些架构可能很难。它需要分解到全球与地方复杂的关系之中，政策和实践，科学，技术和市民参与，以及不同的知识和见解。
但是社会和政治的关系也不过如此。社会科学家需要走出他们的象牙塔。如果未来也同过去一样，防预和对全球健康灾难的应急就需要群策群力与自我反应，这是一种横亘于创新力，政治敏锐度和献身社会公正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