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颈鹿是用脖子来“神交”，还是像我们一样通过声音来交流呢？这一直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发表在BMC Research Notes 上的一篇论文为我们找到了他们发声的有力证据，通过humming! Christopher Foote 2015年9月10日 图片来自：Roland H. via Flickr, Creative Commons 2.0 长颈鹿的声音 狮子吼，狗狗吠，大象“吹喇叭”，那长颈鹿呢？来自维也纳大学的Angela Stoeger和同事们对长颈鹿的发声做了研究。这是我们对长颈鹿发生交流知识集合，鲜为人知。 毫无疑问，相比其他哺乳动物，长颈鹿算是比较“文静”的了，就像你在公园里或者野外看到的他们一样。事实上，之前就有猜想，长颈鹿那“招牌性”的长脖子让物理发声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段距离很难使肺部出来的气流维持发声所需的量。 也有一些论断，但是并不是很成熟，长颈鹿也确实用声音交流。也有一些对应的拟声词。 最近的研究发现，相比我们通常看到的没有联系的松散长颈鹿群，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社交网。拥有类似于这种社交网的其他物种有大象和水牛什么的，很显然他们都是很擅长声音沟通的，这种声音交流也被视为维系群里关联的重要因素。 很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彻底的调查长颈鹿的发声，就是系统的发现能够代表沟通类型的发声模式。这刚好是Stoeger博士和她的团队所做的研究，结果就发表在我们的期刊BMC Research Notes上。 长颈鹿录音带 研究者收集了来自柏林、哥本哈根和维亚纳三个动物园的长颈鹿数据。上百个小时的长颈鹿声音文件，大多数都是在夜晚的室内录制的，当然也包括白天室外的部分。Stoeger博士的团队分析了这些数据，寻找最有可能代表沟通方式的声音结构。 大多数的录音文件没有显现出来发生类型。就像研究者在他们的报告中写出的那样：“研究长颈鹿的语音交流是个非常耗时、枯燥和极具挑战的工作。” 尽管枯燥，但是结果仍然值得期待。在数以百计的录音资料中，研究者发现一小部分声音类型的例证，这是基于声音结构的，很可能就作用于长颈鹿之间的交流。 这个声音类型在这三个动物园中被录制了65次，是一种低声呻吟并伴有强烈的谐振节奏，这在科学文献中是从来没有记载的。更显著的是，这个humming的发声只在夜晚录制，那些长颈鹿饲养员们从来没有听过。 图片来自：John Storr, Public Domain Humming的意义 如果这个humming的目的就是沟通，那么他们是在向同伴发出怎样的信号呢？在这一问题上，科研人员只能推测了，尤其是他们不能决定哪只鹿发出的声音，或者另外提供关于他们在humming时的行为的一些数据。 然而他们发现，这个humming的声音只有在晚上，这些鹿群们被赶回各自的小窝里时才会有。这个有可能就表明这些声音是当他们不能在看见彼此时继续保持联络的方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白天的时候保持安静，因为他们用看的就可以定位彼此。 当然，科研人员也强调，这仅仅是揭开长颈鹿交流之谜的第一步。他们在总结报告的时候也表达了这个有吸引力的发现可以激发更多人加入到长颈鹿发声的研究中，然而还表明了尤其是开展对野外长颈鹿实验的困难性。 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制造一个自动检测（或探测）系统，可以连接声音和视屏录制的。基于此呢，Stoeger团队近期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制造针对大象的自动声音探测系统的研究，也许他们还真是适合做这份工作咧~ English version available here.
蜂胶是蜜蜂从植物芽孢或树干上采集的树脂，将其混入其上腭腺分泌物和蜂蜡加工而成的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物质。蜂胶是蜂巢的主要产品之一，用于保护蜂巢的蜂产品如蜂蜜、花粉、蜂王浆不发生变质，以及维持整个蜂群的群体健康。由于蜜蜂对蜂胶的采集量十分少，全世界每年的蜂胶产量只有黄金产量的1/8，因此被誉为紫色黄金。 蜂胶的成分与地理位置、植物来源和蜂种等因素有关，极为复杂，已经确定的成分包含300多种黄酮、萜烯和酚酸类物质。除此之外，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等。蜂胶所含有的丰富而独特的生物活性物质，使其具有防腐、抗菌、抗病毒、抗真菌、抗氧化、消炎、止血、解痉、抗肿瘤和免疫调节等多种功能，对人类有着广泛的医疗和保健作用。 由于蜂胶能快速止血，促进组织再生，增强皮肤细胞的增殖、活化和生长能力，加速伤口愈合，因此可用作烧伤及其他创伤的治疗。蜂胶作为天然产物，无毒，人体对蜂胶耐受性好，极少出现过敏，使得人们对蜂胶的创伤治疗潜力越来越感兴趣。期刊Burns & Trauma发表综述文章，介绍蜂胶及其化合物的生物活性，以及它们在促进伤口愈合等领域的研究进展。 点击这里，阅读论文原文
在中国，患肺癌的病例一直在增加，原因何在？我们采访了肺癌领域最新系列文章的编辑Li Yan和Wei Zhang，以了解肺癌这种疾病、并探讨肺癌病例在中国迅速增长的原因、以及为了防止肺癌蔓延我们正在做的努力。 图片来自iStock 肺癌的问题有多严重？ 在全球范围内，肺癌是最常见也是最致命的恶性肿瘤。据估计，每年有180万的肺癌新增确诊病例。肺癌的死亡率很高，占所有因癌症导致死亡病例的20%。 换言之，每5个死于癌症的病人中，就有1人死于肺癌。每年肺癌会夺走大约160万患者的生命。鉴于其高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也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根据美国艾美仕医疗保健信息研究所(IMS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nformatics) 5月发布的全球肿瘤学趋势报告，2014年全球在癌症药物的支出增长了10.3%，达到了1千亿美元。 因此，肺癌是一种非常普遍、极其致命且非常昂贵的疾病，这意味着医疗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并且也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在中国肺癌病例一直在上升，能和我们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么？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4年全球癌症报告，占世界总人口约20%的中国，其肺癌死亡人数目前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众多因素导致了肺癌病例在中国的急剧增长，其中就包括空气污染和大量吸烟人口的存在。 以北京为例，这个城市以雾霾“闻名”。2002年，每10万北京男性居民中，就有49人患有肺癌。到2010年，这个数字增长了50%多，达到75人。中国女性的吸烟人数较少，因此肺癌病例也相对较低。但在过去十年，居住在北京的女性人口中，患肺癌的人数也显示出类似的急剧上升。2002年到2012年间，每10万北京女性居民中，患肺癌的人数从30人增长到46人，增长率超过50%。 全国肿瘤防治中心北京办公室认为，急剧上升的肺癌数量可能与首都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相关。与此同时，那些与空气污染有关的肺腺癌病例比例也在逐年增加。 目前对于肺癌的治疗方法效果如何？为什么要研究新的治疗方法？ 在过去三十年中，肺癌的治疗方法已有实质性改善。联合化疗的引进，即所谓的双效疗法，可延长肺癌晚期病患的生命。 通过靶向药物、抗血管生成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可进一步延长生存率。更重要的是，对癌症生物学的认知使得癌症的治疗方法发生变革，个性化医疗方法得以实施。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肿瘤的突变对肺癌患者进行分子分类，并将其与特定作用于这些突变的靶向药物进行匹配。但是，根治晚期肺癌的方法仍有待发现。 在对化疗或靶向药物产生初步反应后，患者不可避免的会停止对药物的响应，之后症状可能再现或者癌症复发。免疫疗法，如检查点抑制剂，可能会带来新的肺癌治疗方法， 药物Nivolumab（BMS公司生产的PD-1抗体）的获批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化学疗法加上Atezolizumab（罗氏公司生产的PD-L1抗体）初步显示出非常积极的效果：该组合对肺癌有近70%的回应率。这意味这种新疗法将有望成为继手术、放疗、化疗及靶向治疗后又一重要的肺癌治疗手段。 本期系列文章强调了早期临床实验的重要性，并呼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全球协作。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从药物研发的角度来看，早期阶段的试验在科学和医学的角度上都是研发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对癌症药物的开发，早期阶段检测已经超越对药物代谢动力学的安全性、耐受性的定义和理解。 现在，早期阶段的癌症药物试验需要遵循药效学试验，以评估药物是否击中目标，药力多大，时间多长。研究还需要检测生物标志物的应用性，以缩小在后期试验中需要测试的敏感患者数量。 对癌症药物第一阶段的研究现在甚至可以迅速满足注册条件。基于第一阶段试验数据研制而成的药物Pembrolizumab（Merck公司的抗PD1抗体）顺利获批，就是其中一例。。 因此，早期阶段的临床试验现在需要更紧密的全球合作。对于那些目标患者群存在于非传统临床试验地区（比如美国或西欧）的药物研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相关的国家进行试验。 例如药品Crizotinib的研发，这是一种对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进行靶向治疗的抑制剂。第I / II期的研究是在韩国进行的，因为在韩国的肺癌患者中，ALK融合问题的存在率相对较高，这一问题在东亚国家的比例约为3%到5%，而西方国家仅有1.5%。 目前，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的药物试验有何不同？ 在中国，癌症药物的早期临床试验尚未成熟。部分原因是中国医药行业性质的演变，从过去的以仿制药行业为主到现在的创新药物研发。 中国的早期药物发展在工业、试验点和监管机构方面仍然存在经验、资质、技能和设施上的缺陷。要对中国的早期临床试验现状进行变革，重点应放在获得相关知识、经验和试验管理技能上。 因此，美中抗癌协会已与行业伙伴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合作，共同推动抗癌药物的研发。在众多美国癌症中心的支持下，我们有信心用三年时间在中国建立一个核心团队，其中包括在早期试验实施和管理中有国际经验的医生、护士及其他相关人员。 这个核心团队就会像种子一样，在中国的抗癌机构中传播知识和经验，使国内对癌症早期试验的研究达到国际标准，加快药物的研发并保证患者的安全，早日为中国癌症患者带来新药物。 English version available here
为庆祝BioMed Central中国官方网站的升级上线，Genome Biology编辑团队精选8篇年内出版的中国科研论文，由期刊编辑团队的Dominique Morneau为大家梳理。 随着中国科研产出的持续快速增长，Genome Biology有幸能收到来自中国的优质投稿。我们从中遴选出8篇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科研论文，详情如下 通过高密度遗传图谱提升棉花基因组 陆地棉（学名：Gossypium hirsutum）和海岛棉（学名：G. barbadense）都是具有四套染色体的四倍体大基因组植物。 由于大基因组很难测序，所以对植物基因组的研究在基因组研究领域中相对落后。寻找序列变异可能会改善作物的育种，但是由于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当有多个同源染色体存在时，寻找序列变异就变得很难。 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建立上述两种四倍体棉花的SNPs遗传图谱，发现并定位了500万个SNP，是迄今为止在这两种植物中发现的最大规模序列变异！ 该遗传图谱也适用于更新和改善陆地棉的基因组组装、以及识别难以捉摸的染色体中部。研究人员希望该高精度、高密度的遗传图谱可为棉花育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帮助我们理解大基因组与多倍体的基因组结构和物种进化。 家鹅基因组测序 全世界有94%的鹅肉产在中国，所以家鹅在中国的农业和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鹅也是研究人体肝代谢的重要模型。 为了确定鹅的这些特性，李进军、王俊以及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了鹅的基因组测序和分析。 家鹅（学名：Anser cygnoides）基因组含有超过1.6万基因（人类基因组具有2-2.5万），其中一些与其他陆地鸟类相比具有显著不同，特别是和免疫系统有关的基因。该研究还发现，与其他禽类相比，鹅具有更多种的与脂质生产和代谢相关的关键酶。 确定癌症中基因组干扰的影响 肿瘤总是带有一些基因突变、基因拷贝数变异、以及表观遗传变化。基因突变的来源包括从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到序列插入缺失位点（INDELs），表观遗传变化包含了非遗传畸变，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干扰基因表达。 尽管我们对这些关系有一定了解，但依旧很难预估发生在特定通路上的突变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无法通过已有知识来改善癌症的治疗方法。Andrew Teschendorff以及他在中国科学院的同事们在一项研究中创建统计框架，结合了已有的癌症和肿瘤干扰特征以及相对应的药物敏感性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鉴别出一种和临床相关的全新乳腺癌亚型，以及针对其的潜在疗法。研究人员希望这个方法可以用于识别药物疗法，使特定的癌症患者群体从中受益。 基因表达与衰老 无论是在mRNA还是蛋白质水平上，衰老都会引起基因表达的剧烈改变。中国科学院的曾嵘和中科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的Philipp Khaitovich以及团队成员近期测量了不同发育阶段人体和猕猴大脑前额叶皮层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 他们发现在衰老的过程中，mRNA与蛋白质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弱。该现象可能是由于mRNA的变化改变了稳定性，或阻止了蛋白质翻译。很多被预测会发生这些改变的基因都和延长寿命、线粒体功能以及阿尔茨海默病有关。 识别环状RNA 30-40年前，人们发现环状RNA存在于所有的生命体中。这些RNA分子形成的共价闭合环使其具有独特属性，大部分属性尚不为人知。但是由于这些RNA分子存在于大量物种之中且可以大量表达，说明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 研究环状RNA的典型方法是转录组测序，该方法在技术上的一大挑战是从RNA中区分出环状RNA。 中国科学院的赵方庆和他的同事最近研发的软件可从转录组数据中准确检测环状RNA，该软件名为CIRI（CircRNA Identifier）。作者有信心通过该方法检测新的环状RNA，方便研究人员判定其真正的生理意义。 基因重组和蜜蜂的行为 蜜蜂（学名：Apis mellifera）和其他膜翅目动物都具有非常高的染色体互换率，高于地球上其他所有动植物！该过程在基因组中非常易变，其中一些区域具有极高的重组率，其余区域却很少有重组发生。 由于雄蜂只有一套染色体（单倍体），而雌蜂有两套（双倍体），在研究性细胞产生过程中发生互换的原因和结果时，蜜蜂成了绝佳载体。 在蜜蜂脑部染色体互换的研究中，巴斯大学的Laurence Hurst和南京大学的杨四海以及团队成员建立了蜜蜂的高密度重组图谱。他们发现工蜂（雌性）脑部高度表达的行为相关基因通常具有很高的互换率，免疫相关基因则不然。这是首次有证据将蜜蜂的基因互换和社会行为相关联。 为转录组组装搭建桥梁 RNA测序是个强大的工具，可以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和灵敏度窥探基因表达。然而该工具读取的序列片段很短，通常短到很难重建整条RNA转录组。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组装RNA片段，但是大部分在重建转录组时需要基因组作为参照。如果没有基因组可参照时该如何组装呢？ 李国君和黄秀珍以及他们在中国和美国的团队成员最近描述了他们的全新转录组组装工具——Bridger，汲取了大部分当下最热方法的精华，在一个工具中为它们架起桥梁。 他们使用三组真实数据进行测试（人类、狗和老鼠RNA），证实该新工具相比现有其他工具存在诸多优势——速度快、占用内存少，且大大减少了组装转录组时产生的假阳性结果。 ALLMAPS实现高质量de novo基因组组装 从零开始的基因组组装或de novo基因组组装通常包含以下几步：将重叠的序列片段组装成contig，用多个contig建立scaffold，再准确地按顺序和方向将多个scaffold连接成染色体。完成以上步骤通常要使用很多不同类型的基因组图谱。 和de novo基因组组装有关的大部分步骤都有一定的方法来实现，但是将scaffold排序和定向的方法却尚处于研究阶段。唐海宝团队的研究成果ALLMAPS弥补了这一空白。 他们的方法将多种现有图谱进行优化，从而准确地将scaffold排序和定向，同时还可避免图谱的错误。ALLMAPS结合了物理图谱、光学图谱和比较图谱中的数据，提供了实用且全新的工具来进行高质量基因组组装。 展望未来 Genome Biology在2015年发表这么多来自中国作者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这一年尚未过完，但毫无疑问无论是2015年还是未来，我们还将继续看到更多精彩文章。本周敬请关注BioMed Central博客，为庆祝BioMed Central中国官网的升级上线，我们将着重强调中国编辑所付出的努力和中国作者的研究成果。 English… 阅读更多 »
近日，小编邀请到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陈福和教授与刘嘉珮教授写了一篇关于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博文。写这份博文的初衷是想让大家能够对MERS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要盲目地对MERS感到恐慌。 MERS病毒：新型SARS病毒？ 2012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该病毒来自于两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并伴有肾衰竭的患者。这一消息直接让人猜测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是否再次席卷而来。 此后，大家了解到该新型病毒与SARS病毒存有很大不同，称之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我们研究发现，MERS病毒其实与我们早前在香港蝙蝠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更为相似。但在亚洲，仍有很多人习惯称MERS病毒为新型SARS病毒，原因在于两种病毒的相似之处。 这两种冠状病毒均能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综合征并伴有系统性症状，如发热、肌肉酸痛以及腹泻。并且，它们很有可能来源于蝙蝠，并通过其它动物（SARS病毒通过果子狸，MERS病毒通过骆驼），进而传染给人类。 但MERS的病死率（>35%）比SARS（~10%）高很多。幸运的是，自发现MERS的三年多以来，MERS病毒并不像SARS病毒那样能进行有效的人际传播。 MERS病毒的人际传播能力 但最近韩国MERS疫情的大爆发引发了人们对MERS病毒不具有持续人际传播能力这一性状可能发生变化的恐慌。仅在三周时间内，160多人被感染，4000多密切接触者被暴露和隔离。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第三代感染者”和“第四代感染者”。 这一现象提示MERS病毒在人群中扩散的可能性可能会上升，这些人可能之前并未接触过任何卫生机构。这种传播模式让人想起了SARS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当时疫情从卫生机构扩散到普通人群中，最终导致其在香港的大社区大爆发。 韩国MERS疫情 MERS疫情在韩国爆发后，韩国政府遭到了如下批评：1）缺乏快速应对能力；2）疫情信息的不透明；3）无法有效控制疫情爆发。例如：源头病人被确诊MERS感染之前，曾到过四家医院播毒。一些密切接触者被隔离之后，仍出境旅行，增加了追踪密切接触者的难度。 然而，与十年前相比，此次MERS疫情爆发后的应对措施已大有进步，国际组织、亚洲以及韩国都已介入。首先，国际间的协作更迅速更好：世卫组织已向韩国派遣了一批具有应对MERS疫情经验的专家团队。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卫生组织间的沟通也帮助中国追踪到了首个输入性病例。 其次，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韩国MER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已被检测出，并被证明该病毒尚未变异。 最后，韩国政府也很快意识到了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公布了涉及到的卫生机构以及感染人数。 基于这些防范措施，我们对韩国的MERS疫情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然而，现在可能是时候该多关注MERS疫情的爆发中心——中东。自首个案例报道以来，动物传染人的MERS案例屡被报道。MERS病毒的这个特性与SARS病毒不同，自中国南部的野生动物市场关闭以及SARS患者被控制以后，SARS就立刻绝迹了。 当然，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去深入了解MERS冠状病毒，并且找到如何阻止MERS疫情发展成另一起“SARS”疫情大爆发或者更坏的局面。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肺癌居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第一位，而预计到2025年，我国肺癌病人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空气污染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因此，在雾霾日益严峻的中国，除了调侃“自强不吸”，大家对肺癌风险也满怀担忧。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肺癌的发病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将结果公布于BioMed Central旗下的期刊BMC Cancer。 研究发现，肺癌的发病风险与TP53基因的多态性明确相关，TP53 SNP位点rs2078486变异型对应的肺癌风险更高。而同时，室内污染和吸烟史也与发病概率呈正相关。 医学界很早就认定了癌症的遗传可能，而近年基因组学的发展，更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可能。所以想要“赢在起跑线上”，光拼“爹”是不够的，我们恐怕还要翻翻家谱，了解下家族的遗传史。但是这并不决定一切，关键还是要注意日常的防护哦。 更多详细内容，请阅读原文。
近年来，随着雾霾的出现，城市空气污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雾霾的主要成分之一，PM2.5是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微颗粒物。它们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内，对呼吸系统和心肺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 为此，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的Laumbach教授及其同事对空气中的细微颗粒物与早晚高峰时段上班族的呼吸道产生急性氧化应激的相关性做了研究，并将结果公布于BioMed Central旗下期刊Particle and Fibre Toxicology（影响因子：6.99）。 Laumbach研究小组通过对私家车驾驶者在佩戴空气过滤系统和不佩戴该系统的情况下在上班路途前后呼出气体的成分进行了检测，发现未佩戴空气过滤系统的驾驶员在经历了早晚高峰的交通拥堵后，呼出气体中亚硝酸盐和硝酸盐的成分有显著的增加，而佩戴了空气过滤系统的人们呼出气体中的相应成分会有少量减少。之前的研究已发现人体呼出气体中的亚硝酸盐及硝酸盐成分的增加与肺部氧化应激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Laumbach教授的这一研究结果证明了大量吸入空气中细微颗粒物与呼吸系统急性氧化应激有着显著的关系。Laumbach教授进一步指出，急性氧化应激的出现可以代表人体免疫系统对空气中的细微颗粒物产生的早期生物反应。 虽然PM2.5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机制尚未清晰，大量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中。但是，为了我们呼吸系统的健康，建议大家在雾霾天出行时应尽可能佩戴能够有效过滤空气中细微颗粒物的口罩，尽量低碳生活，永远都能“APEC Blue”！ 更多详细内容，请阅读原文。
浸润性宫颈癌是威胁全球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是引起宫颈癌的主要病因，全球99%以上宫颈癌病例与其相关。目前，HPV检测是初步筛查以及预防宫颈癌的有效方法。 在我国，人们的健康意识较低，只有少数人会进行宫颈癌筛查以及HPV检测。但是，在我国每年约有3.8万女性死于浸润性宫颈癌。这一数据提示开展宫颈癌筛查以及HPV检测的重要性。 而患有免疫抑制性疾病的女性（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具有感染HPV的高风险。云南省是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因此，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乔友林教授以及美国范德堡大学的Vikrant V Sahasrabuddhe教授对云南地区301位感染HIV的女性进行了宫颈癌筛查以及HPV检测，以获取该地区女性感染HPV的第一线数据。 研究表明，感染HIV的女性患者中，43.5%的患者携带HPV，而37.5%的患者携带致癌性HPV基因型。患者中，最常见的HPV基因型为HPV52、HPV58、HPV18、HPV16以及HPV33。这项研究提出了对感染HIV的女性患者进行宫颈癌筛查以及HPV检测的重要性。 小编寄语，目前国外已经开发出了HPV疫苗，用于预防与HPV相关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美国家均提倡年轻女性使用HPV疫苗，以降低宫颈癌发病率。目前，我国没有此类HPV疫苗。因此，提醒众位计划出国深造或者长途旅行的年轻妹纸，趁着在国外游学的时候，抓紧时机注射HPV疫苗。 更多信息，请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BioMed Central旗下期刊Virology Journal（影响因子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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