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盈在我们大脑中的流体如何具有适当的组成和容量以允许脑细胞正常工作;这种流体如何产生且其组成如何受到调节?

这些问题已盘踞在神经科学家大脑中多年,并且成为许多独立研究的课题。大致三分之一的流体位于脑内的空腔中或大脑周围的空隙中,它们在这些空腔或空隙中为头骨内的大脑提供缓冲,因此在保护大脑免受机械性创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余三分之二的流体位于脑内非常细小的空间中,隔离并环绕脑细胞。充盈在细胞周围,流体对于协助递送营养素和去除废物十分重要。流体还提供了适当的环境使脑细胞能够高效的工作,而不受全身循环中出现的任何波动的影响。 多年前人们就已知道,在这种脑液和血液之间存在着限制和调节多种物质进出的屏障。这些关键的界面是伸入脑腔中的脉络丛和由将血液输送至大脑所有部位的血管衬里所提供的血脑屏障。然而,脉络丛和血脑屏障在调节脑内流体的含量和组成方面所起的相对作用仍未明确。 机制和作用比较研究 在我们最新一期的综述中,我们纵览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希望明确每个界面产生流体和调节最普遍成分(例如水和盐)含量的程度。下图显示了流体穿过这些界面进出大脑的运动。 我们突出了解读结果的风险和困难,并指出了业已存在于文献中的错误观念,原因在于测量流体主要成分,例如钠和氯化物,穿过屏障的整体净运动存在困难。综述中还强调,发现钠和氯离子的放射性示踪剂穿过血脑屏障向各个方向运动的差异远远大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差异,因而不能将示踪剂运动的测量用于计算任何整体净运动,不论是净分泌至大脑中的运动还是净吸收出大脑的运动。 测量血脑屏障处的离子和流体转运 我们还认为,脉络丛产生大部分流体,而血脑屏障负责调节流体中的酸度(pH)和钾离子浓度,这两种因素对大脑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对正常大脑运行至关重要。我们尤其讨论了在血脑屏障处识别出的碳酸氢盐转运蛋白对于调节大脑中的酸度是何等重要。我们还对显示碳酸氢盐转运量和发生速度的证据进行了评估。下表总结了冲突性证据。 支持 反对 脑室灌注流体的高HCO3-损失率或获得率 响应血浆中[HCO3-]改变的大脑中总CO2(几乎均是HCO3-)很少或没有变化 能够轻松快速看到响应[HCO3-]血浆变化的PH变化(由施加到大脑表面的电极或实质内的微电极测量) 响应[HCO3-]血浆变化的PH少有或没有变化(由施加到大脑表面的电极或实质内的微电极测量) 血液中H11 CO3-的可测量首过提取 在血浆[HCO3-]降低后1小时内用31P-NMR测量的细胞内PH没有变化 当在恒定pCO2下改变[HCO3-]血浆时通气速率(在外周化学感受器去神经支配后)急剧变化 使用放射性示踪剂确定的Cl-低测量渗透性 用于支持或反对在恒定pCO2下[HCO3-]血浆变化后HCO3-快速转运的证据总结 基于对所有证据的重新审查,我们认为碳酸氢盐转运是缓慢的,与其它离子的转运速度相当,但其仍然足够快速从而成为大脑中碳酸氢盐浓度的主要决定因素。 比较血脑界面 在综述的结尾,我们提供了一个总结性表格,清晰地列出并比较了两种屏障的特征,在结论部分,我们讨论了重要的不确定性方面,并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指示。这些包括:穿过血脑屏障的净通量的直接测量;在接近体内获得条件下转运期间穿过血脑屏障的细胞内电位和脉络丛记录;转运蛋白在血脑屏障至管腔膜或近管腔膜处的定位,特别是Na+泵活性的分布及其是否可以响应不同激发而受到改变。

2016年度最佳:Genome Biology精选文章

随着2016年即将结束,Genome Biology期刊编辑Dominique Morneau聚焦过去一年中编辑们最喜爱的几篇文章,包括那些受到频繁访问、广泛分享、高度称赞以及充分讨论的文章。 Genome Biology非常高兴在2016年发表了若干高质量的研究文章。本列表仅突出了几篇今年发表的编辑们最喜爱的文章。我们毫不怀疑,在未来将会出现大量的伟大研究。 进化基因组学 借助豹基因组的组装,我们了解到人如其食。比较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的基因组,显示出与饮食特化相关的独特基因组变化。 亚洲长角天牛基因组揭示了甲虫的成功进化,在此种情况下由基因的扩增和功能分化引起,该基因用途在于以真菌和细菌起源植物为食。 我们还从研究人员研究尼安德特人的OAS基因座中得到了对于先天性免疫应答演变的一些见解。结果证明,基因从尼安德特人渗入人类中可能影响了人类的免疫力。 表观基因组学 英国研究人员调查了选择性甲基化,为我们提供了首例体内5-甲酰基胞嘧啶图谱。这种甲基化标记与参与组织发育的增强子有关。 我们还得到了在癌症中普遍获得加速的表观遗传学时钟,该时钟显示了细胞的表观遗传学年龄与癌症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在《血脂影响循环细胞的DNA甲基化》一文中,我们了解到DNA甲基化的改变可作为疾病相关表型的结果发生。 技术进步 我们见证了一种用于单细胞芯片条码的高敏度、低成本的更新方法。该方法被用来检测细胞周期进程期间的基因表达变化。 我们还得到了一种用于压缩基因组信息的方法,该方法缩小基因组信息以进行大规模、交叉数据集的比对,能够用于快速的系统发生构建,选择适当的参考基因组用于读序映射,以及鉴别低质量样品。 浏览主流基因组学期刊中的出版物发现,五分之一的论文出现基因名称错误,从而促使世界各地的编辑和研究人员考虑使用Microsoft Excel用于基因列表的缺点。这是我们2016年受到谈论最多的文章之一! 植物基因组学 在《DNA甲基化在被子植物中的普遍自然变异》一文中,揭示了34种不同被子植物物种之中DNA甲基化的大量变异。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一种有趣的方法来鉴定在植物先天性免疫中使用的全新受体,首先使用基因组筛选以找到病原体效应物,然后进行反向遗传筛选以找到宿主植物中的同源免疫受体。 一种使用突变染色体测序的快速基因分离新方法能够降低小麦和大麦大基因组的复杂性,为我们找到与特定性状相关的基因提供了机会。 疾病基因组学 我们还发现粪便菌群的可遗传部分与人类的内脏脂肪有关。特别是,影响菌群中某些物种丰度的三种人类基因指出了这些基因在介导粪便菌群和肥胖之间联系中的潜在作用。 中国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在结直肠癌细胞中具有抗癌作用的阿司匹林诱导的lncRNA介导通路,揭示了使用阿司匹林的化疗保护机制。 基因调控分析发现了罕见和常见癫痫之间的遗传重叠,提示了用于治疗癫痫的潜在全新治疗靶点。 Hi-C分析和GWAS的整合提供了对复杂病症的全新见解,发现了炎症性肠病发病机理中的一些新型候选基因、通路和调节子。

BMC Psychology:2016年聚焦

2016年对BMC Psychology而言是令人激动的一年!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论文,涉及广泛范围的主题,并试行无结果同行评审。2017年即将到来,我们在此回顾本刊过去12个月中发表的一些亮点。 性别刻板印象影响成年人对婴儿啼哭的感知 性别刻板印象(广泛持有的关于性别相关特征和行为的看法)塑造了人类心理学和行为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包括有助于发展性别认同的各种亲职行为。David Reby及其同事于4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成年人声音间性别差异造成的刻板预期是否影响成年人如何感知婴儿的啼哭。 研究人员记录了男女两种性别婴儿(平均4个月大)的自发性啼哭,并分析了啼哭的声学结构;有趣的是,他们发现男女啼哭之间没有差异,包括无啼哭音高差异。他们然后进行自然记录啼哭和重新合成啼哭的回放实验,以研究啼哭音高的变化是否影响成年听众对婴儿性别的辨别和对由啼哭所表达的不适水平的感知。有趣的是,尽管在音高上没有性别差异,但是成年人显著地更可能将低声啼哭归于男孩而将高声啼哭归于女孩。成年听众还评估,高声啼哭比低声啼哭表达更多不适。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成年听众将表征成年说话者声音的性别二态性推广至他们对啼哭的感知—意味着性别刻板印象可能影响成年人如何将性别特质用于年龄很小的婴儿,这可能潜在地转化为区别对待。 通过电子邮件改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幸福感不仅仅是没有心理疾病,它还是一个宽泛概念,包括快乐以及组成美好生活的其它因素。我们都想过上快乐充实的生活,而基于电子邮件的练习可能是改善我们心理幸福感的一种简单方法。 5月份,Minna Torniainen-Holm及其同事发表了研究,该研究检验了基于电子邮件的练习在提升心理幸福感和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有效性。研究人员借助芬兰真人电视节目,使用全新方法招募参与人员。电视节目跟踪报导了五位芬兰名人,他们正在接受训练,以提高幸福感并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挫折;节目中宣传了一个网站,让人们填写一份关于其健康、生活方式、心理幸福感和抗压能力的调查问卷。73,000人填写了调查问卷, 42,000余人参与了基于电子邮件的干预,同时结合增加幸福感和增强压力应对的练习;16,500人接受了至少一次随访。尽管退出率很高,但研究人员发现,选择基于电子邮件的心理健康培训的人员在两个月和两年的随访中均表现出改善的抗压水平、对未来的信心水平和感恩程度;根据他们得到的指示完成电子邮件练习的参与者,在两年的随访中表现出最为持久的心理幸福感改善。 作者Minna Torniainen-Holm在本博客中介绍了更多关于该研究的发现。 中年社会参与和50岁时更好的认知功能相关 随着我们渐渐变老,认知和生理功能一定程度的退化是衰老的正常组成部分。个体将会经历认知退化(或实际上病理性认知损伤)的程度由遗传、环境和社会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决定。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在衰老时能够保持认知功能呢? 在12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中,Ann Bowling及其同事使用来自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研究中英国、苏格兰和威尔士一般人口样本的数据,来调查人们在其整个成年生活中的社会参与和50岁时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基线数据在1958年出生时收集,并在日后生活若干时间点对研究参与者进行随访。研究人员分析了9,000余名参与者的数据,这些参与者已经完成了11岁和50岁时的调查,其中8,129名参与者也完成了在这些年龄时的认知测试。他们发现,通过加入政党、环保组织、邻里监督组织、志愿服务团体或其它社区基础团体等市民团体活动的社会参与和50岁时更好的认知功能相关。因此,这是多么好的借口去加入你所在的社区!  心理学:重复和超越 心理学饱受批评,指责认为其研究实践存在问题,并一直为漏报重复和无效发现所困扰。因此,心理学文献一直受到歪曲,倾向通常无法复制的惊人结果。提高心理学可靠性和可信性之间的联系是推进未来我们能够信任的科学知识的关键。在5月底,BMC Psychology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了提高心理学中可复制性的必要。本社论中总结了由责任编辑Keith Laws校订的对心理学:重复和超越合集的概述。合集中特别受到读者欢迎的一篇文章是由James C. Coyne撰写的一篇辩论文章,在该文章中他讨论了重复机制不会为心理学中的可复制性问题提供通用解决方案这一观点。  防止用结果为方法提供辩护 已发表心理学文献中的许多发现是不可靠的;过多积极结果、方法局限性和缺乏无效发现已经扭曲了证据基础,导致错误结论并阻碍科学进步。12月份,BMC Psychology正式推出无结果同行评审试验,同时发表了一篇社论。 出版偏见是学术出版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它扭曲了临床医师、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能够获得的证据,潜在造成可能具有严重后果的错误结论—巴斯大学Katherine Button  “无结果”是指编辑和审稿人在同行评审初始阶段将不知晓研究结果。在缺乏结果或讨论部分的情况下,单独基于方法合理性和可靠性的科学价值初步评估科研文章,而结果或讨论部分将稍后提供。我们认为,这可以确保根据研究设计的有效性及其针对的问题而不是研究的结果或成果对研究进行评判。 如果您有任何研究考虑进行无结果同行评审,请参阅我们的无结果研究文章投稿指南,以了解详细信息,准备您的稿件。 BMC Psychology感谢我们的编辑、作者和读者,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收获了成功的一年,并期望在2017年为您带来更多激动人心的研究。敬请关注!

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2016年聚焦

2016年,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发表了大量各种不同的文章,贡献关于如何进行医学研究的文献。在此我们聚焦于2016年发表的几篇最受欢迎的文章。 Emma Cookson 2016年12月16日 帮助应对全球健康不平等的软件工具:健康公平评估工具包(HEAT) 在与全球贫困作斗争的努力中,联合国已经推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鼓励各国“做出努力结束所有形式的贫困,与不平等作斗争并应对气候变化,同时确保人人受益”。这一过程的一大主要环节在于确保获得针对关键发展指标的数据,以评估国家之间和内部的不平等性,并确定其怎样随时间变化。监控健康不平等可揭示健康政策、项目和干预对于特定弱势亚群的作用,并涉及收集、分析、解读和报告各种类型的健康数据。本篇文章描述了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发用来显示并评估在任何给定国家中健康不平等的工具包:健康公平评估工具包(HEAT)。 HEAT包含来自WHO健康公平监控数据库的数据,其包含来自94个中低收入国家的信息。该软件使用30余种生殖、母亲、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指标以及不平等的5个维度(经济状况、教育、居住地、地方区域和儿童性别)进行不平等性评估,提供健康干预和结果相关信息。该工具包的开发标志着在健康不平等监控领域的巨大进步,能够在未来协助为决策者以及国家医疗优先级设置提供信息。 World Globe and Stethoscope on White Background 数据库选择如何影响荟萃分析结果? 系统评价被认为是对医疗干预进行知识合成的优质标准。最重要的方法考量之一在于如何检索文献,包括应该使用多少和哪类书目数据库。对这一过程进行指导的定量证据有限,因此本研究的作者着手于调查选择性数据库检索对于荟萃分析结果的影响。其研究显示,当检索不同数据库组合时,荟萃分析结果通常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可在有限数量的数据库中找到大多数相关研究。研究提供可用于提高系统评价效率的信息,并提供评估和开发快速评价等更新形式知识合成的进一步指导。 为什么性与性别在实现科学中很重要 科研人员越来越受到鼓励在进行医学研究时考虑性与性别。本篇辩论文章思考在实现科学中考虑性与性别已经取得的进展,实现科学考量科研成果如何投入实践。对于当前文献的综述,包括对Implementation Science期刊于2015年发表的排名前10文章的评估,显示很少有研究提及性与性别作为考量,尽管如今Cochrane协作方法公平小组等团体提供对这些考量的指导。 文章接着继续定义性与性别之间的差别;前者为基于个体生物学的分类(根据遗传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而后者为一种非固定,受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的概念。尽管生物学性通常容易得到测定,个体性别的测定更加微妙,作者将其分为四种概念:性别角色、性别认同、性别关系和制度化性别。作者强调需要定性和定量测定这些因素,从而为实现研究方法提供信息。他们描述了这些因素在实现过程中不同时间点,从干预相关内容和信息传递到采取干预前后的决策,上的重要性。 证据图方法指导 证据合成方法被用于分析文献并获得从具体主题或干预的多项研究中获取成果的全面评述。荟萃分析和系统评价中的经典方法需要耗费大量劳力,因此科研人员正研究简化这一过程同时仍然保持精确性和严密性的方式。新兴的证据合成方法为证据图,可用作进行宽泛系统评价的第一步,并能够明确何处存在为决策者提供信息的充分证据以及识别可进行系统评价的研究密集区域。也能够识别被称为研究缺口的缺乏证据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对于证据图不存在方法标准,这启发本研究作者使用低卡路里甜味剂(LCS)和选定感兴趣健康结果的主题作为案例描述创建证据图数据库的过程和方法。在利害关系人小组的帮助下,开发并完善了全面的文献检索策略。检索中确定的研究结果被分类为临床和生物学上有意义的结果类别,接着又进行分析,确定如何针对各种结果报告数据以及哪里存在研究缺口。揭示的一项研究缺口的实例为使用LCS干预和糖分摄入比较评估糖尿病患者中食欲和饮食摄入结果。 本篇文章中出现的步骤可用于针对任何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创建证据图数据库。通过创建数据库,科研人员和从业人员能够轻松获取未来科研方向和证据合成基础等决策必须的信息,而仅需少量时间进行全面文献评价。   怎样既当临床医师又当科研人员 健康研究在临床环境中频繁展开,临床医师直接参与研究过程。这带来了许多益处,包括增加研究问题的临床相关性、为研究获取临床环境并引入临床专业知识和业内人士观点。然而,当临床医师承担科研角色时应考虑存在的伦理和方法影响。在本研究中,作者系统地回顾了研究临床医师-科研人员双重角色的已发表文章,并总结了来自这些文献的关键发现。 主要发现在于临床医师-科研人员无法适应完全非临床的科研身份。这归因于在参与者此前曾作为患者接受该临床医师-科研人员治疗情况下无法维持严格的科研人员-参与者关系这一事实。有意且潜意识地,临床医师和患者角色存在于科研环境中,这创造了共同的基础以及类似临床医师-患者关系的联系。临床医师也描述了在进行研究时将自身从临床医师角色中脱离经历的挣扎,表明临床医生在转向科研背景时存在根深蒂固的特质,其无法摆脱。作者建议临床医师-科研人员应受到鼓励接受并探索双重角色现象涉及的因素,在研究过程中同时考虑这两种角色,并确保在科研实验报告、伦理学应用和科研实践中不人为地分离临床和科研角色。  

跟汽车交谈可令人分心

心理学科协会Cognitive Research: Principles & Implications(CRPI)期刊的一项新研究,调查汽车的哪种交互式媒体系统更令人分心,对于人口统计更起作用,以及系统困难是否能够得到克服和分心的效果会维持多久,该研究由犹他大学的David Strayer及其同事主导。 或许我是个勒德分子,但是了解到我的爱车可以替我阅读短信、切换至我想听的歌或驾驶到我的公寓,我还是很震惊。这是事物的自然发展—现代汽车,特别是年龄在55岁到65岁之间的司机购买的汽车中具有基于声音的媒体系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我们知晓在驾驶时打免提或手持电话被认为与酒后驾驶一样危险的情况下,类似的交互功能看上去是个奇怪的发展。我们知道,人们实际上不能同时做两件事,并且在任务之间切换会减慢我们的速度。 然而,直觉上,说话似乎很容易,尤其是与简单的机器交谈,因此或许与汽车交谈并不危险? 不幸的是,说话可能不像它表现的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在大学年龄的司机中,车载式信息系统(IVIS)与在电话中交谈同样对司机造成的分心,或者更甚。 但是,如同与苹果的Siri交谈可能比与谷歌交谈更直观或更晦涩,现在取决于个人和个人偏好,并不是所有语音系统或驾驶员都处于同等水平。 以下视频针对某个特定IVIS,并让你了解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如果你尚未拥有配备IVIS的汽车): Strayer及其同事在超过一周的时间里测试了257名年龄范围在21岁至70岁之间的参与者。该研究使用了安装有IVIS的10辆不同类型的汽车,车辆在复杂程度上各有差异。 在研究的第一天,参与者接受培训,在驾驶时使用IVIS执行六个简短任务,然后填写问卷。在接下来的5天里,参与者填写日志,记录他们对汽车和语音系统的体验。在第17天,参与者返回实验室进行后期测试并填写问卷。 作者通过令参与者在驾驶的同时回答简单数学问题并记忆2-5个单词构成的简短列表来测量分心,并将其与驾驶员使用汽车交互式媒体系统时相比较。作者预测这两种情况下会比简单驾驶情况下更糟糕。驾驶员的年龄和不同的汽车交互系统也可使IVIS更令人分心,而练习使用语音控制系统可防范驾驶员免于分心。 Strayer及其同事的研究中浮现出许多惊人的发现。该研究测试的主要成果是影响工作量的因素,这是包含了速度、准确度和难度主观评价的多方位测定。工作量越多,任务越费力。第一个结果是,在驾驶时使用这些交互式车辆控制系统导致工作量的大幅度增加。 其次,相对于年轻人,年长者由于必须使用交互式控制系统而承受更大压力。另外一个担忧是任务切换可能带来长期成本, 作者通过当驾驶员没有其他额外任务时反应有多慢来测定这些成本。在任务结束后,任务切换的认知负担持续长达9秒,表明IVIS系统可对我们的注意力造成持续的影响。这也表明,停止使用系统可仍然在惊人的长距离中给驾驶员带来损害(在60英里/小时[@100km/h]下,9秒转换为大约250-300码[米])。 最后,对系统的练习次数并没有令同时驾驶和使用IVIS带来的增加难度有任何降低,并且即使相对简单的系统仍然对驾驶员的注意力产生负面影响。 信息相当明确—当我们与他人通过手持或其他方式在电话中、并且无论是与乘客或是与车载式指令系统交谈时都令驾驶更加困难。在驾驶时切换任务,即便是直观计算机系统,都具有惊人的高成本并应谨慎使用。这些交互系统似乎干扰驾驶,而非减少受干扰的驾驶。  

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提供帮助的志愿者研究中学习的经验

今天发表于BMC Medicine的等候名单对照试验提供了在姑息治疗中使用志愿者支持干预的证据。本文中,作者Catherine Walshe讨论了在试验的设计和招募阶段遇到的关键挑战。请注意,该博客中的一些参考资料需要订阅才能阅读全文。 如这篇最近的综合评述中所示,姑息治疗试验相对罕见,并且大部分集中于在门诊环境中为癌症患者提供专业姑息治疗。 今天发表于BMC Medicine的试验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其关注所有那些被认为只有一年生命的患者,而不论是否确诊,以及通过志愿者而不是医疗人员进行干预。其仍然受到在姑息治疗中进行试验的一些挑战的限制,因为担心在患者生命将要结束时占用他们的时间,以及处理由于晚期疾病或死亡带来的人员减少所面临的实际情感挑战。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本次以等候名单设计和招募非正式/家庭护理人员为中心的试验中受到挑战的两大领域。 等候名单试验中的“等候” 在认为所有参与者最终都应接受干预是恰当的情况下,才能认为等候名单设计是适当的。这对于在该研究中提供干预的志愿者而言尤为重要。 我们最初的挑战是确定“等侯”的时间长度,很少有其它研究的数据来指导我们。 实用性地选择了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如同在生命将要结束时这样的服务没有快速效果,考虑到许多参与者的预后,他们可能不值得提供服务。我们的研究经验和研究结果支持这一选择,因为20%的研究参与者在我们的八周随访期间死亡。 在一项研究中,“等候”设计也很困难,其中服务问题可能延迟了干预的开始。提供合适的志愿者与开处方药不完全相同,并且将志愿者和患者相匹配等问题涉及地点,同时需要考虑是否能够找到志愿者。 我们发现,通过专门培训和定期支持,从业人员能够参与研究设计、了解其优点、并根据设计提供服务—在试验“等候”组中没有人提前获得干预。 在基线和四周数据收集之间的初始阶段期间,即刻护理组中的一部分人没有获得服务。这反映了现实生活服务提供,而作为实用性试验,我们想要反映这一点。对于志愿者分配和输入小心留存了数据,以便我们可以报告这些问题。 一项考虑是将增加数据收集时间点的频率,但这对患者而言可能是无法接受的负担,并且安排调查工具更加频繁地通过邮件往复在管理上也具挑战性。随着研究资源的增加,通过使用电话或面对面数据收集使之成为可能;在线模式对于倾向于获得这些服务的老龄组不太可能有效。 促进干预的服务提供工作人员也表示关注等候的影响,希望立即提供服务,特别是考虑到试验等待组中的一些患者在等候期间死亡。然而,他们也认识到,在日常服务提供中,人们必须等候服务(如在试验“即刻”组中所示),并且我们位于真正的静平衡位置,本领域中不存在其他试验。 我们发现,通过专门培训和定期支持,从业人员能够参与研究设计、了解其优点、并根据设计提供服务—在试验“等候”组中没有人提前获得干预。 招募参与者 招募患者进行试验相对来说不存在问题,我们在整个招募阶段对研究具有稳定且良好的累积,而且如果能有更长的招募期,将会达到我们所需的数目。这完全应归功于与我们合作的志愿者帮助协调人员的付出,他们经过训练既热情又敏锐地接纳了他们在研究中的角色。 更具挑战性的是招募家庭/非正式护理人员参加研究。我们假设此类护理人员也可以间接地从干预中受益,但是招募这类护理人员并从中收集数据是困难的。 问题在于,护理人员招募包并没得到必要扩散宣传,而是在要求数目中有护理人员选择不参加。 首先,近60%的研究参与者独自生活,并且非正式地向工作人员报告,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人处于那种关怀角色。其次,要求研究参与者将护理人员招募包给予那些他们确定处于该种角色的人员手中。 众所周知,不是任何人都能作为护理人员,并且由于不一定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而不可能直接联系。此外,通过邮寄的远程联系也可能是一个贡献因素,既没有与研究人员,也极可能没有与服务提供工作人员建立个人关系。 我们会再次选择这个设计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会对那些考虑姑息护理等候名单试验的人员提供什么建议?首先,考虑“等侯”的时间长度及其如何影响数据收集计划。其次,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来促进数据收集,最好是亲自到场,以便在最佳时间收集。

我们怎样以数学方式衡量健康行为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SCT)是心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却几乎完全以叙述形式表达。 我经常思考为什么关于健康行为理论不像其他科学(例如,物理学、经济学)理论那样以数学方式表达。社会认知理论(SCT)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却几乎完全以叙述形式表达。SCT中唯一的概念原理图是一个简化的线性模型,其却未能捕捉到SCT结构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我们设法通过在Translational Behavioral Medicine 2016年12月期中发表的一篇论文来回答这一问题。 共同作者中的几位以前曾开发过一个用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动态计算模型,而我们希望将该工作延伸开发出SCT的动态计算模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回顾了Bandura等人的著作、该模型进化而来的先前理论以及使用结构方程建模和其他统计建模方法测试SCT的实证研究。 基于前述回顾,我们构建了动态计算模型—更明确的说,SCT控制系统模型,更形象地表述为流体模拟。在生成该模型的初始参数后,我们运行了模拟并基于输出与理论预测之间的一致性反复调整该模型。使用这一过程,我们生成了六个微分方程,描述SCT状态变量(即,SCT结构)动态及其预测变化率。 例如,自我效能(SE)描述为存量(仓储中流体的体积),其在个体中随着时间变化而波动并影响从事目标行为。影响模型中SE的流入和流出包括感知障碍、感知社会支持、观察到的成功从事行为的其他人的行为、大量身体、心理和情感上的内在状态、自我管理技能以及先前从事该行为的经验。 前述最后一项流入说明了SCT所确定的动态反馈回路。此前从事行为的成功经验提高SE,从而提高对该类行为的从事。此前从事行为的失败经历降低SE,从而降低对该类行为的从事。 我们提出的动态计算模型既不完整也不精确,但是它确实基于SCT结构的动态影响对特定时间的行为做出了数学意义上的准确预测。这就提供了基于实证数据确定、完善或反驳这一理论模型的渠道。 动态计算模型对于开发及时适应性干预也十分重要,这些干预将适应建立在实证数据支撑的精确理论预测基础之上。

颈部脊柱推拿导致中风或者只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意外事故”?

关于脊柱推拿是否具有足够的益处从而针对其造成中风的潜在风险提供辩解还是推拿本身就是中风的原因存在争议。为了向大家介绍这一问题的背景,我们邀请了Charlotte Leboeuf-Yde教授讨论最近发表在Chiropractic & Manual Therapies上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分别支持该争论的各一方。 脊柱推拿 在一年的时间里,大约一半的成年人会感到某种颈部疼痛,其中一些人将会寻求治疗。这些患者中的许多人会接受脊柱推拿,并且大多数可能会感到某种程度的即刻缓解。 脊柱推拿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手工操作,其中脊柱节段被置于极其“底端”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推拿师施加一个快速、轻力度并且浅表的动作,导致脊柱关节在这一“额外”步骤中让路,该让路在其解剖学边界之内,但通常在自然运动模式之外。这意味着影响该脊柱节段的生物力学和/或神经学,从而可能对脊柱相关症状产生或不产生积极影响。 通常脊柱推拿是没有风险的(就负面影响而言),如同您将手指关节捏的啪啪作响。然而,尽管极其罕见,但在颈部脊柱推拿之后也可能实际出现不良状况,例如从颈部通过到达脑部的动脉壁损伤(动脉夹层),其可能导致中风,同时伴随各种潜在的灾难性症状。 如果其堵塞动脉系统,在大脑内部会发生严重且可能不可逆的损伤。 如果这种中风是由凝块引起的,而该凝块较小或者自身存在于有额外血液供应的区域,则症状可能是轻微的或短期的。但是如果其堵塞动脉系统,在大脑内部会发生严重且可能不可逆的损伤。这种现象广义地被称为脑血管意外(CVA)。具体而言,关于脊柱推拿,我们主要讨论具有周围组织局部症状或进一步症状(椎基底动脉中风)的椎动脉夹层。 动脉夹层可能发生在严重创伤或涉及长时间或极端颈部位置的相当常见活动之后,也可能自发地发生。因此,颈椎推拿只是众多潜在的原因之一。 由于CVA是一种罕见的情况,并且由于与脊柱推拿相关的CVA甚至更为少见,因此研究这种现象非常困难,意味着主要适合进行非常庞大的病例对照研究。 中风的原因? 由于这种类型的损伤可能自发地发生或者在涉及某些颈部位置的活动之后发生,一个主要问题就会规律性出现,即:“CVA真的是颈部推拿的结果还是仅仅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意外事故’”?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观点:患有(疼痛)颈部夹层的患者很可能寻求治疗,而如果在这类患者中实施推拿,凝块可能自行移位从而形成病理,但另一方面,病理可能已完全自行发生,无论推拿与否。 CVA真的是颈部推拿的结果还是仅仅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意外事故”? 事实上,Cassidy等人以前的一项研究*显示,椎基底动脉中风在咨询医生的患者和咨询脊柱按摩师的患者中同样常见。对于在这份报告后进行脊柱推拿的大多数医师,这一问题得到了回答:中风患者的早期症状促使其进行咨询,然而中风紧接着全面发作,无论治疗与否。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说法。例如,一些人认为,颈部推拿不具有足够的益处从而针对这种潜在风险提供辩解。 当前争论 在本期的Chiropractic & Manual Therapies中,两大团队对这一古老问题展开争论,此次基于病例错误分类的问题。一个团队(Paulus与Thaler)认为,Cassidy的病例对照研究是有缺陷的,因为椎基底动脉中风一般不与具体由椎动脉夹层造成的中风区分对待,椎动脉夹层是所谓的颈椎推拿造成的罪魁祸首。根据Paulus与Thaler,这可能会潜在地导致在所有其它更常见的中风原因之中淡化“真正的”与推拿相关的中风。他们认为,Cassidy分析因此被这种错误分类所污染,而另一个团队(Murphy等人)则表示强烈反对。 如果没有涉及前瞻性病例的国际合作,这似乎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出预料,在此专业政治边界带来了更为复杂的一面:代表两种不同专业群体的“不去推拿”和“去推拿”团队。 关于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两个团队都认为,研究必须要解决各种方法上的挑战以获得值得信赖的答案。然而,如果没有涉及前瞻性病例的国际合作,这似乎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鉴于病症的稀少性;涵盖所有病例的问题(从可逆转到永久性损伤);个体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差异;以及从大量医师中获得关于治疗的相关且精确描述的艰巨任务。 同时,医师和患者不得不做出类似于在生活中其他方面判断风险的决定,例如,我应该乘坐飞机还是呆在家里? *The study by Cassidy et al is from a subscription journal and the full article may not be accessible to you. * Cassidy等人的研究来自订阅期刊,您可能无法获取全文。 本篇blog的英文全文及相关链接,请点击这里。

期刊Microbiome最新研究推荐|肌痛性脑脊髓炎

期刊Microbiome为BioMed Central(ID: BMC2000)旗下期刊之一。最新影响因子9.000。研究领域包括,微生物调查、生物信息学、元组学方法以及群落/宿主相互作用建模等微生物群落研究方面,广泛论述相关主题的文章都有机会在本刊发表。欢迎投稿! 今天推荐的这篇论文主题为,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降低及组成改变。现将文章摘要部分推出,如若获取全文,请点这里。 背景 胃肠道紊乱是被诊断为患有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的个体中常见的症状之一。然而,ME/CFS是否与改变的微生物群有关仍未确定。在此,我们通过对病例组(n = 48)和对照组(n = 39)粪便中的16S核糖体核糖核酸(rRNA)基因以及血清中的炎症标志物进行测序,分析了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我们还检查了血液中的一组炎症标志物:C反应蛋白(CRP)、肠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脂多糖(LPS)、LPS结合蛋白(LBP)和可溶性CD14(sCD14)。 结果 我们在ME/CFS患者中观察到,一些关于微生物移位的血液标志物的水平升高;ME/CFS受试者的LPS、LBP和sCD14水平升高。LBP水平与LPS相关,而sCD14和LPS水平与sCD14相关。通过对细菌rRNA标志物的深度测序,我们确定了健康个体与ME/CFS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差异。我们观察到,与对照相比,ME/CFS样本中的细菌多样性降低,特别是属于厚壁菌门的成员,其相对丰度和多样性降低。在患者组中,我们发现了较低的多样性,以及常被报导为促炎性物质的特定物质的增多,以及常被描述为具有抗炎性的物质的减少。借助用从16SrRNA和炎症标志物获得的数据进行训练的机器学习方法,将个体正确地分类为ME/CFS,具有82.93%的交叉验证准确度。 结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在这种疾病中生态失调,并进一步提示微生物移位的发生率增加,这可能在ME/CFS的炎性症状中发挥作用。

镁缺乏及其多重健康影响

一项发表在BMC Medicine中的全新荟萃分析 研究了镁缺乏与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全因死亡风险之间关联的证据。该分析使用来自九个国家超过一百万人的数据,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同类研究。该分析第一作者王福俤博士在此与我们分享更多内容。 镁缺乏是一种常见但又经常受到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根据流行病学证据,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不符合推荐膳食供给量(RDA)对镁膳食摄入的要求,导致镁缺乏流行率估计高达约15%。 作为地壳中第八大常见元素以及生命必须的生物活性矿物质,镁是几百种酶的关键辅因子,同时也为核酸合成、能量产生、氧化磷酸化以及糖酵解所需。因此,镁缺乏会导致众多的症状以及疾病。 镁缺乏的主要原因通常在于膳食摄入不足。由于每日粪便、尿液以及汗中的镁流失,人类需要摄入镁(例如,通过食用全谷物、绿叶植物以及坚果等富含镁的食物)从而维持正常的镁水平。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低水平的血清镁可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心血管疾病,但是迄今为止报告中存在不一致性。 为此,我们进行了系统回顾以及荟萃分析,以收集来自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所有可用证据,这些研究针对镁摄入与心血管疾病(CVD)、2型糖尿病和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荟萃分析包括40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覆盖超过1百万参与者。其中,22项研究在美国进行、6项在中国、5项在日本、2项在瑞典,还有各一项分别在英国、巴西、澳大利亚、芬兰以及德国进行。 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镁膳食摄入每天增加100mg与心力衰竭、中风、糖尿病以及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22%,7%,19%以及10%相关联。 但是,未观察到增加镁膳食摄入与所有CVD或冠心病风险之间存在明显关联。值得注意地是,亚组分析显示逆相关仅显著存在于镁摄入增加与中风发病率之间,而镁摄入增加与死亡之间并无。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强调了增加食用富含镁的食物可有益于总体健康的观念。 作者介绍: 王福俤博士是中国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求是讲席教授。荣获多项国家级荣誉,包括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学者、国家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以及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学者。王福俤博士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通过整合基因敲除小鼠和斑马鱼模型以及人类流行病学研究从而探究慢性疾病中营养代谢的分子机制。